澳洲幸运8是真的吗|澳洲幸运8官方网站
《看虹摘星錄》及《七色魘》“愛欲書寫”的再探析
發布:2015-04-20  編審:理論探索  瀏覽量:  
 

湖南省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吳正鋒 博士  

  內容來自 uwa

沈從文于1940810月在香港《大風》雜志分四次發表了《夢與現實》(這篇小說也就是《沈從文全集》第10卷的《摘星錄》),他于194167月分三次同樣在《大風》雜志發表《摘星錄·綠的夢》,這兩篇小說的署名均為“李綦周”。沈從文的小說《看虹錄》發表在1943715出版的《新文學》第1卷第1期,作品署名“上官碧”。這三部系列性愛傳奇小說在描繪精美絕倫的女性身體的同時表現了作者面對完美生命形式的神性體驗。沈從文把這種創作稱為是“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膽嘗試,他同時強調:“作者與書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繼續中,或在事件的繼續中,由極端紛亂終于得到完全寧靜。”[1]這為我們考察這些作品的愛欲內涵提供了重要線索。 UWA

在昆明期間,沈從文除了《燭虛》多從“日記中摘出”以外,《夢與現實》也保留下沈從文當時的書信(由于這些書信絕大多數具有確切的時間,從這個方面來說未嘗不可以將之看作是一篇篇日記),這些書信(或日記)大量地被引入小說中,幾乎成了小說的主體。也許由于沈從文對這些書信(或日記)過于偏愛,他往往不加剪裁地將這些書信(或日記)直接而完整地錄入,這自然影響到小說的故事情節的流暢,個別地方甚至顯得較為生硬。但是正是這些書信(或日記)保留了沈從文真實的內在情感,為我們考察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文本線索。同樣暗含了線索的還有他的系列散文《七色魘》。下面不妨比較分析,一探究竟。 本文來自如斯

 

〔二〕

《夢與現實》較為真實地展示了“老朋友”(帶有沈從文身影)與青年女子“她”的情感交往的過程。小說中一封書信提到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的做愛,這間房間的衣柜嵌了一個狹長鏡子,反映著一切,但“這一定不會是一個皮膚曬得黑黑的女人。”[2]這里,“皮膚曬得黑黑的女人”,不排除具有張兆和的原型。而小說中青年女子 “她”是一位二十五六歲的未婚女子,一方面對老朋友“我”充滿依戀,企望從“我”這里不斷得到精神指導和“靈魂需要”;另一方面又對一個庸俗大學生的不斷獻殷勤而無法拒絕,并為此而遭到“老朋友”和“老同學”的不斷批評和指責。“她”的原型應該是誰呢?小說中有一句話值得注意,就是青年女子“她”向“老朋友”申辯道:“這不能怪我,我是個女人,你明白女人有天生弱點的,要人愛她。那怕是做作的熱情,無價值極庸俗的傾心,總不能無動于衷:總不忍過而不問!姐姐不明白。總以為我會嫁給那一個平平常常的大學生。就是你,你不是有時也還不明白,不相信嗎?我其實永遠是真實的,無負于人的!”[3]這句話顯然透露出了“她”、“老朋友”與“老同學”之間的真實身份,考慮到昆明時期張充和與沈從文、張兆和的關系,即“老朋友”很有可能為沈從文,“老同學”為張兆和,青年女子“她”則為張充和,而苦苦追求“她”的大學生很可能為卞之琳。小說中另外一處描寫也跟張充和與沈從文相處的關系很相似,小說寫道:“信保留下來即多忌諱,多誤會。寄給老朋友只增多可怕的流言,因此寫成后看看就燒掉了。信燒過后又覺得有點惋惜,可惜自己這時節充滿青春幻想的生命,無個安排處。”小說中青年女子“個人生活正在這種古典風格與現代實際兩種矛盾中,靈魂需要與生活需要互相沖突。”[4]在《水云》中其中的一個“偶然”也面臨這種選擇的困境:“因為發覺自己所得到,雖近于生命中極純粹的詩,然而個人所期待所需要的,還只是一種較復雜又較具體生活。純粹的詩雖華美而又有光輝,能作一個女孩子青春的裝飾,然而并不能夠穩定生命,滿足生命。再經過一些時間的澄濾,‘偶然’便得到如下的結論:‘若想在他人生命中保有“神”的勢力,即得犧牲自己一切“人”的理想’。若希望證實人的理想,即必需放棄當前惟神方能得到的一切。”[5]這個“偶然”于是拒絕了自己在他人生命中保有的“神”的勢力,選擇了出走。 copyright UWA

    《摘星錄·綠的夢》是近年來新發現的一篇很重要的沈從文佚文。故事講述一個暑熱的夜靜之后,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美貌女子與男客人在素樸而清雅的客廳輕松而頗帶有性意向深意的交談。后來在后院內室一面狹長的鏡子前,男客人在瘋狂中擁抱了女主人,女主人半推半就,成全了男客人的心愿,兩人的靈魂與肉體“混合而為一”。《摘星錄·綠的夢》雖然將故事發生的背景放在了抗戰之前的北平,但其中的性愛故事應該說與《夢與現實》書信中提到的那場內室中性愛相關,我們甚至可以將其看作是《夢與現實》的一篇書信中提到的內室中性愛描寫的放大與擴展,譬如這兩者都敘述了兩人在鏡子前發生性愛關系,《夢與現實》] 簡約,而《摘星錄·綠的夢》則詳細。特別是《夢與現實》、《摘星錄·綠的夢》描述的女孩子的情愛狀況與《七色魘》集中那個“吹笛唱歌的聰敏女孩”(指的是張充和——筆者注)的曲折的愛戀經歷具有某種相似性:女孩子都二十五六歲,都得到許多人的追求,而女孩表現出某種略具游戲人生的情愛態度,呈現出三角戀愛形式。《摘星錄·綠的夢》雖然沒有過多敘述女主人的性情特點和復雜的情愛關系,但是我們從小說中的一些細節還是能夠找到,譬如年青女主人與男客人說話中提到有人罵她“驕傲和虛浮”,[6]當男客人(先生)從身后擁抱了女主人,女主人求男客人出去吹吹風,男客人卻回答:“讓那些大學生去吹風好了。”[7]這隱含地說明了女主人復雜的戀愛形式。如果說《夢與現實》所表現的性愛關系還較為隱晦的話,那么《摘星錄·綠的夢》則露骨及于下體的程度,這無論是對于沈從文本人還是相關對象都是十分難堪而又十分忌諱的,這也就造成了1941年香港《大風》雜志發表《摘星錄·綠的夢》后,作者反復把《夢與現實》這篇小說移花接木式地改名為《摘星錄》、《新摘星錄》以代替了原本的《摘星錄·綠的 夢》,而真正的《摘星錄·綠的夢》卻長期不為人知,直到裴春芳翻閱舊書刊,2009年這篇小說才在《十月》雜志上重新面世。但是,沈從文自己應當長期保留了這篇小說的原載刊物,這也可以從沈從文的《題舊書元稹〈贈雙文〉詩》這篇題跋得知,題跋中提到作者在一大堆未曾集印的稿件中,“發現了幾頁用綠色土紙某年某文學刊物上,果然發現了個題名《摘星錄》的故事”。顯然,沈從文 一直保留有《摘星錄·綠的夢》的原刊小說,但由于忌諱而沒有拿出來而已。1976年沈從文曾對《摘星錄》中的女主人作了這樣的表述:“至于《摘星錄》中之人,則在最近為一友人題一白玉蘭花圖卷中還重復加以敘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跡,在人間已消失無余,在我個人印象中卻永遠鮮明活潑,也使我永遠不覺得老去!”[8]沈從文《白玉蘭花引》一詩有這樣的詩句特別值得讀者關注,那就是:“虹影星光或可證,生命青春流轉永不停。曹植仿佛若有遇,千載因之賦洛神。夢里紅樓情倍深,林薛猶近血緣親。”[9]由此看來,裴春芳將《白玉蘭花引》與《摘星錄》聯系起來分析是有道理的,即比林薛血緣更親的不是親姐妹嗎?這不是暗示了讀者《摘星錄》中的女主人很可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生發的結果嗎?此前,沈從文曾于19757月致臧克家的信中提到《白玉蘭花引》為“一種毫無思想性的‘舊體庸俗香艷詩’”,并反復叮囑臧克家不要將黃永玉作的白玉蘭花大橫幅隨便給人看,“因為屬于個人抒情或敘事,都不適合當成‘客室’以至于‘書房’的裝點品,更不宜成為不相干人茶余飯后指指點點的玩意。這么一來,就不免等于你把一個年青女朋友某種相片,供人公開欣賞,名叫‘煞風景’。只有極端少教育而又十分庸俗的人,才會干這種事。我估想老兄大致不至于這么傻氣煞風景的!”[10]這說明了沈從文對于此詩的極端敏感和忌諱,實在是因為它包含了沈從文不一般的個人隱私。 內容來自 uwa

《看虹錄》于19437月發表在桂林《新文學》雜志的創刊號上,如前面所說,目前學界對于故事中的女主人的原型有兩種說法,在2009年《摘星錄·綠的夢》重新面世以前,包括金介甫、邵華強、劉洪濤等沈從文研究專家都認為《看虹錄》中的女主人乃是青年詩人高青子,近年來隨著沈從文軼文的不斷發現,人們對此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譬如裴春芳認為《看虹錄》中的女主人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張充和,但她只是點到為止,沒有進行深入的論述。[11]

我同意裴春芳的觀點,即《看虹錄》女主人極有可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生發的結果,我并且認為《看虹錄》極有可能反映了沈從文的幾次愛欲奇遇,包括“雪中獵鹿”故事也是其性愛關系的曲折反映。以下我試著對此進行較為深入的論述。 內容來自 uwa

首先,《看虹錄》中的女主人與《摘星錄·綠的夢》《夢與現實》中青年女子一樣,在作者“我”的心目中都具有神性。沈從文在《水云》中關于第三個“偶然”寫道:“除了在《看虹錄》一個短短故事上作小小敘述,我并不曾用任何其它方式破壞這種神的印象。”[12]這也可以從《看虹錄》的主體部分之前的標題看出:“神在我們生命里”。作品中男客人用最纖細感覺接受女主人的纖細反應,對女主人年青肉體完美處和精細處作了非常細致的神性的書寫,《看虹錄》這種描寫與《摘星錄·綠的夢》和《夢與現實》對年青女子身體的描寫幾乎大同小異,其女主人原型應該與《摘星錄·綠的夢》《夢與現實》女主人原型一樣,如果《摘星錄·綠的夢》《夢與現實》的人物可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加以生發的產物,那么《看虹錄》的女主人也可能同樣如此,因為這些青年女子在作者心目中具有共同的“神性”特征。此外,《看虹錄》中對女主人的形象的描寫:“纖細的雙腿”,“瘦的手”,“頰邊帶有一小小圓渦”,這些特征都頗與當時在昆明鄉下呈貢養病的張充和相似。 內容來自 uwa

其次,《看虹錄》中女主人的衣著服飾與《摘星錄·綠的夢》中青年女子相一致,透露出兩篇小說的女主角應該為同一人。《摘星錄·綠的夢》女主人小客廳里的窗帷、燈光、罐頭、絹綢墊子所繡花朵等等全是綠色,小說寫道:“房間綠色,顯出主人對于這個顏色的特殊愛好。”[13]此外,故事中女主人“她”還直接表明其對綠顏色的喜愛,她說:“因為我喜歡綠。……可惜這里得不到芭蕉,有芭蕉我要在窗下種十棵,蔭得房中更綠。”[14]而男客人卻對這種顏色作了如下評價,他說:“這個色調使人聯想起青梅如豆,綠肥紅瘦。……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而《看虹錄》中女主人則正好穿的是件“綠羅夾衫”。女主人還特地表明她對這種顏色衣服的喜愛,她說:“這個夾衣,還是我自己縫的!我歡喜這種軟條子羅,重重的,有個分量。”[15]這使人想起沈從文在1938929的香港《大公報·文藝》第417期上的《夢和囈》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夢一“淡綠白【百】合花,頸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點清漬”,“法郎士曾寫一《紅白【百】合》故事,述愛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細微變化。我想寫一《綠白【百】合》,用形式表現意象。”[16]沈從文擬作的《綠百合》不僅僅是《摘星錄·綠的夢》,還應該包括《看虹錄》。《看虹錄》中女主人不僅身穿“綠羅夾衫”,而且也被作者喻為“百合花”,同時身上還有“一小片墨斑”[17],這種情景恰好與1938929《夢和囈》中描寫的夢境相似,這不正是沈從文所要“述愛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的《綠百合》嗎?張充和于1938年下半年來昆明,至于具體什么時間,目前尚不得而知,1938730,沈從文與張兆和的通信中提到:“四丫頭有信來,想過仰光。”[18]可能此后不久張充和便來昆明,最遲不應該遲于1938年年底,這可以從19381230沈從文至沈云麓的書信中得知:“兆和之父親已故去,尚不明白究在何處死去,因病致死、抑有別情?信不詳悉。在此有其姊弟三人(小五哥,四小姐,俱在此)。”[19]目前通行的籠統說法是,張充和是1939年赴昆明的,這種說法其實是不妥當的。張充和來昆明后與沈從文一起參與教材的編寫。而高青子是在19395月才到昆明,此時沈從文應該只是對高盡了照顧的一點情義,但情感上應該有所減弱,這可以從高青子的《詩人》的描寫中看出,作品中古典派詩人“他”在新舊情人“玉”和“周蕊”間識新棄舊,而周蕊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遲暮美女,享受男人們的殷勤獻媚,在愛情上不專一,這與《夢與現實》中的年青女子形象頗為接近。而且,如果我們從服飾顏色來分析,高青子衣服也不為純“綠色”,而是以“黃色”和“紫色”為主,沈從文曾在《水云》對此有所描述:“那天穿的衣服,恰好是件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顏色花朵如何與我故事上景物巧合”,[20]也就是高青子那天穿的衣服與沈從文小說《第四》中女主角服飾的顏色一致。沈從文曾在《摘星錄·綠的夢》里對“綠色”與“黃色”和“紫色”的含義作了這樣的區別:“房中綠色,顯出主人對于這個顏色的特殊愛好,猶如一個歐洲人對東方黃和紫色的愛好。”顯然高青子衣著顏色“黃”和“紫”顯示出的是另一種氣質和風度,即歐洲人的氣質和風度,而這在高青子創作于1935年的《紫》中得到了證實,被認為高青子自我化身的“璿青”,是一位有著西班牙風的臉的“美人”,而無論《摘星錄·綠的夢》還是《看虹錄》女主人的服飾都為“綠色”顯然與高青子的服飾顏色不同,所代表的是另外一種氣質和文化,故這兩篇小說的女主人應該不是高青子。這樣看來,《看虹錄》中女主人的原型與《摘星錄·綠的夢》、《夢與現實》中的年青女子的原型應當是同一個人,而且這一形象極有可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加以生發的結果。由此可見,沈從文要寫“綠百合”性愛故事,《摘星錄·綠的夢》及《看虹錄》中女主人都表現了其對綠顏色有特殊的喜好,后來,沈從文還寫作了《綠魘》,這些都隱晦地傳遞了沈從文刻骨銘心的愛欲體驗。 本文來自如斯

《看虹錄》除了主體描寫男客人與女主人在內室中爐火邊發生的一場性愛之外,同時還以作者“我”的“想象”和“推測”,記錄了“我”所遇到的另一場性愛。小說寫道:“我推測另外必然還有一本書,記載的是在微陽涼秋間,一個女人對于自己美麗精致的肉體,烏黑柔軟的毛發,薄薄嘴唇上點紅,白白豐頰間一縷香,配上手足頸肩素凈與明潤,還有那一種從瑩然如淚的目光中流出的溫柔歌呼。肢體如融時愛與怨無可奈何的對立,感到眩目的驚奇。”[21]這里的這種描述與《摘星錄·綠的夢》描寫的男客人與女主人在內室里發生的一場性愛頗為相似。故事發生的季節基本一致(天氣都還較熱),女子的形象也頗多相似。可見《看虹錄》推測的這場性愛故事與《摘星錄·綠的夢》中描寫的性愛故事具有某種一致性,其兩者的原型應該相同,而《摘星錄·綠的夢》的人物很可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加以生發的產物,《看虹錄》推測的這場性愛故事也應當如此。其實,這兩個故事都特別提到“那一種從瑩然如淚的目光中流出的溫柔歌呼”這一意象,與《水云》中對第三個“偶然”的描寫也極為相似,“正可說是一本完全的圖畫的傳奇……唯一可重現人我這種崇高美麗情感,應當是第一等音樂……一種目光瑩然如濕的凝注……”。而《看虹錄》女主人便是以第三個偶然為原型生發的產物,“除了在《看虹錄》一個短短故事上作小小敘述,我并不曾用任何其它方式破壞這種神的印象。”[22]也就是說《看虹錄》中這兩個故事中的女人應當是“我”的同一個愛欲對象,同樣很可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加以生發的產物,只不過其愛欲發生的時間不同而已。因此,沈從文這里所說的“還有一本書”,應該不是指的他與另一個女人的性愛故事,而是他與這個女人的另一場性愛奇遇。這在《看虹錄》中的記敘也透露了男客人與女主人似乎曾經有過曖昧關系,譬如小說寫女主人的潛意識:“我知道你另外一時曾經用目光吻過我的一身”,特別是男客人與女主人潛意識中的對話放肆張揚,女主人對男客人的那些“傻想頭”全在她的熟悉與掌控之中,兩人的關系應該達到相當深入的地步。沈從文在《水云》中稱爐火邊發生的那場性愛之發生,“一年余以來努力的趨避,在十分鐘內即證明等于精力白費。”[23]這里似乎可以理解為從上次“微陽涼秋間”的性愛到這次爐火邊的再次性愛中間經歷了一年余的躲避。 內容來自 uwa

此外,《看虹錄》還寫了雪中獵鹿中的故事,我認為這個故事實質上是一場包含了沈從文自己過往的一些性經驗的性愛想象。這一愛欲對象則應該具有沈從文與高青子的愛欲交往過程。沈從文曾對《看虹錄》中的“鹿”的原型作了這樣的描述:“隨后是外來的《賈泰來夫人》及同性質二三種流行作品,在中上層(教授層)社會‘假風雅’客廳中起影響。還記得此書實從一當時著名女詩人所推薦,推薦還包含雙重意義:一為本人極熟悉英國社會保守假道德習慣,認為此書好處,由一女人(——系誤傳,筆者注)寫出,是‘破’的一例。另一則此人或許成為我后來所作《看虹錄》中之‘鹿’。”[24]高青子的詩人身份是與此相符的。其實,《看虹錄》中獵鹿故事可以當作一種隱喻同構的方式來理解,作者不僅籍此番描寫來使女主人解除束縛,放縱情感,“詩和火同樣使生命會燃燒起來的”,[25]而且也借“推測想象”以及“獵鹿故事”從多方面多層次地書寫沈從文的性愛奇遇,生動演繹了“神在我們生命”這一主題。 asthis.net

    在此,也順便談談我對沈從文自剖性愛欲追求的《水云》提到的幾個“偶然”談一點自己的看法。我以為沈從文在《水云》中除了“第一個偶然”指的是高青子之外,其它的“第二個偶然”、“第三個偶然”、“第四個偶然”都應該是一個人,極有可能是以沈從文的小姨子張充和為原型加以生發的結果,不過是她處于沈從文情感生活的不同交往階段而已。譬如關于“第二個偶然”的描述很有可能是沈從文與其初始交往階段:“故事中無休止的對話與獨白,卻為的是若一沉默即會將故事組織完全破壞而起。從獨白中更可見出這個偶然生命取予的形式。因為預防,相互都明白一沉默即將思索,一思索即將探尋名詞,一究尋名詞即可能將‘友誼’和‘愛情’分別其意義。這一來,情形即必然立刻發生變化,不窘人的亦將不免自窘。因此這故事就由對話起始,由獨白暫時結束。書中人物儼然是在一種戰爭中維持了十年友誼。”[26]由于沈從文與張充和特殊的身份關系,故使得他們在最初交往的十年時間相互預防情感的出軌,不然的話“不窘人的亦將不免自窘”,所以在這個交往階段“是一本純潔故事”。而關于“第三個偶然”的描述則極有可能展現的是沈從文與其靈與肉交融的階段,沈從文從一個年青肉體完美處和精細處體驗到一種生命的神性存在,這也是沈從文先后在《夢與現實》、《摘星錄·綠的夢》、《看虹錄》里所展現的“神在我們生命里”的神性體驗。關于“第四個偶然”的描述則極有可能表明了是沈從文與其關系讓人“因妒嫉而瘋狂”引起紛爭的階段,說起她時沈從文用省略號來表示自己的不能言語的悲哀。總之,沈從文通過對這第二個偶然、第三個偶然、第四個偶然的敘述,似乎可以感受到兩人情感交往的全過程。而沈從文對于生命中的偶然所作的如下評價:“在偶然之一過去所以自處的‘安全’方式上,我發現了節制的美麗。在另外一個偶然目前所以自見的‘忘我’方式上,我又發現了忠誠的美麗。在三個偶然所希望于未來‘謹慎’方式上,我還發現了謙退中包含勇氣與明智的美麗。在第四……”[27]我以為這里“偶然之一”指的是高青子,而其余“另外一個偶然”“三個偶然”“第四”這三個偶然極有可能所指的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加以生發的結果。這段文字中的“另外一個偶然”顯然是與“偶然之一”高青子作對比而說的。在《夢與現實》中青年女子曾說過:“你不了解我,我永遠是忠實的。我的問題也許正為的是為人太忠實,不大知道作偽,有些行為容易與你自私獨占情緒不合。”[28]因此才有了“在另外一個偶然目前所以自見的‘忘我’方式上,我又發現了忠誠的美麗。”而這段文字中的“三個偶然”極有可能是指兩人“謹慎”的情感交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她體現出“謙退中包含勇氣與明智”,當時張充和已經離開昆明去了重慶。“在第四……”特指目下兩人所處的分離的困境而無法述說的狀態。張充和于1940.9——1941.2間某個時間離開昆明去了當時的四川省重慶市,因為1940.8.28沈從文還給在鄉下養病的張充和通信,可見張充和當時還沒有離開昆明,而194123,沈從文在《復施蟄存》的信里提到:“四小姐已去四川。”[29]可見張充和最遲于19412月已經離開了昆明。 本文來自如斯

    總之,我們通過以上作品分析可以得知:沈從文昆明時期創作的《夢與現實》《摘星錄·綠的夢》《看虹錄》等一系列性愛傳奇小說,其女主人極有可能是以張充和為“原型”加以生發的產物。而這一考證與推斷,也可以從當時昆明文化界的傳聞得到側面的印證。朱自清在其19391023的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句:“從文有戀愛故事”。[30]問題是沈從文與誰有戀愛故事?朱自清沒有記載。而吳組緗則在一次訪談中直接指責沈從文:“就寫些《看虹》、《摘星》之類烏七八糟的小說,什么‘看虹’、‘摘星’啊,就是寫他跟小姨子扯不清的事!”[31]沈從文對自己昆明時期性愛傳奇小說作過這樣的表述:“這本書名實當題作:《情感發炎及其治療》”[32],作者期望這些作品“脫離肉體”而成為“用一種更堅固材料和一種更完美形式保留下來”的“生命的理想”。但是,沈從文卻為此面臨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巨大壓力。或許預感自己的這些所述愛欲故事有可能給自己的家庭以及作者自己招來某些煩擾,沈從文曾多次焚稿:194117他在重校《月下小景》時,“是日焚去文稿一萬五千字”;后來他又在《愛眉小札》上寫道:“卅年四月十四夜,燒去文章約一萬四千字。只覺人生可憫。”[33];其還在《燭虛》留樣本上寫道:“三十三年因心臟病,計焚毀日記本七冊,另稿十五件,多未發表故事。”[34]沈從文焚毀這些稿件,重要原因在于他努力維持一個“完美的家庭”。沈從文在《主婦》一文中描寫主婦曾抱怨:“只是大家都稱道的文章,可不用獨瞞我,總得讓我也欣賞欣賞,不然真枉作了一個作家的好太太,連這點享受都得不到!”[35]張兆和曾對作家金隄說,“沈當時不讓她讀《看虹錄》”[36]。除了家庭壓力之外,沈從文這些作品在當時卻并不被人們看好,甚至受到嚴厲的批評。沈從文身邊的朋友如孫陵等也勸沈從文放棄這種寫作方式。沈從文具有“不合宜”的孤獨感:“一個月來因為寫‘人’,已第三回被人責難,證明我對于人事的尋思,文字體例顯然當真已與時代不大相合。”[37]與此同時,沈從文因為通過這些文字的書寫,將自己壓抑的情感得以部分排泄,“情感的發炎”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療,故他不再有《看虹摘星錄》這類的性愛傳奇小說的創作。但近年來,《看虹錄摘星錄》的價值卻不斷受到學界的重視和肯定,其先鋒的藝術姿態成為當下唯美寫作和身體敘事的先聲. asthis.net

    19431946年,沈從文先后發表了《水云》以及《綠魘》《黑魘》《白魘》《青色魘》等一系列以“魘”為題的散文。為此,沈從文說:“在云南用這個方法寫的約計七篇。總名《七色魘》”,這些作品雖“重在從各個角度寫近在身邊瑣事”,但依然保留了沈從文“近于自傳中一部分內部生命的活動形式”,作者不僅“從生活中發現社會的分解變化”,[38]而且隱秘地表現了對“虹影星光”逝去的追戀和自我方向迷失的孤獨。

沈從文于194312月和19441月在《當代評論》第4卷第35期刊發了《綠·黑·灰》,后來這篇散文的標題改為《綠魘》先后在《當代評論》和《現代文錄》重新發表。《綠魘》描寫了“那個在綠色黑色和灰色失去了的我”[39]的情感掙扎和自我方向的迷失。作者認為“一切生命無不出自綠色,無不取給于綠色,最終亦無不被綠色所困惑。”[40]這里的“綠色”其實代表的是作者的愛欲對象。在無人理解的孤獨中,“我需要一點欲念……于是我會從這個綠色次第與變化中,發現象征生命所表現的種種意志。”[41]寬容和善的妻子無法理解“我”的心思,“我”常常陷入到完全孤立無助情境,需要用音樂洗洗自己的腦子。在作品中,作者提到“我”給孩子們說的一個荒唐的故事:“故事中一個年青正直的好人,如何從星光接來一個火,又如何被另外一種不義的貪欲所作成的風吹熄,使得這個正直的人想把正直的心送給他的愛人時,竟迷路失足到臟水池淹死。”[42]這個故事其實含蓄地暗示沈從文被喻為“星光”的女孩的愛火點燃而迷失方向。 asthis.net

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感糾結呢?我們可以從作品中多次出現的“那個善于唱歌吹笛的聰敏女孩子”的“離奇宿命”和“夢魘似的人生”得到一種答案。《綠魘》在其主體部分除了介紹作者居住在昆明呈貢楊家大院各種人事變遷之外,特別透露出“那個善于唱歌吹笛的聰敏女孩子”(這個“她”指的可能就是張充和)這三年來的情感上的“連天巨浪”“如何弄得帆碎櫓折”,“幾年來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個風雨飄搖事實巨浪中。怨愛交縛之際,生命的新生復消失,人我間情感與負氣作成的無可奈何環境,所受的壓力更如何沉重。這種種不僅為詩人(指的是當時追求她的詩人卞之琳——筆者注)夢想所不及,她自己也還不及料,一切變故都若完全在一種離奇宿命中,對于她加以種種試驗。這個試驗到最近,且更加離奇,使之對于生命的存在與發展,幸或不幸,都若不是個人能有所取舍。為希望從這個夢魘似的人生中逃出,得到稍稍休息,過不久或且居然又會回到這個夢魘初起處的舊居來。”[43]從這里我們可以得知,張充和“夢魘初起處的舊居”竟然是呈貢楊家大院!而這卻正是沈從文的居所,而當時正發瘋似的追求她的詩人卞之琳對于她的情感的“怨愛交縛”竟然“夢想所不及”,但是沈從文卻對張充和的“離奇宿命”了解得如此清楚,這不是含蓄地告訴我們張充和的情感糾結與沈從文有關嗎?或許正因為如此,沈從文在其自存的《綠魘》校正文本中如此題道:“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44] 本文來自如斯

    創作于19431231的《黑魘》可以說是《綠·黑·灰》中《黑》部分的放大,放大的是關于卞之琳的失戀和“我”對“虹影星光”的追思。作品同樣表現了自我的迷失與情感的孤獨。作者面對猥瑣的現實,“儼若陷溺到一個無邊無際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45],“我想呼喊,可不知道向誰呼喊。”[46]但是,作者卻從“從冷靜星光中,我看出一種永恒,一點力量,一點意志。”[47]作者認為詩人受“星光”牽引迷惑和瘋狂而產生藝術,顯然,這里的“星光”乃是一種愛欲的象征。《黑魘》提到“彈琴唱歌聰明活潑的女子”(指的是張充和——筆者注)離開昆明之后,卞之琳每天沿著張充和曾散步的長堤散步,同孩子們一起把綠葉折成小船順流而去以寄托對張充和的希望。特別是卞之琳還為張充和寫了五十萬言小說,要讓她看過后滿意再發表。但是作者卻對卞之琳的追求作了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判斷:“生命愿望凡從星光虹影中取決方向的,正若隨同一去不復返的時間,漸去漸遠,縱想從星光虹影中尋覓歸路,已不可能。”[48]

最新
澳洲幸运8是真的吗 八人牛牛名牌抢庄技巧 重庆时时直播 11选五胆拖投注技巧 网上押龙虎怎么才能赢 百变计划免费入口 领航pk10计划准吗 大小单双高概率形态 安徽时时开奖结果查询 时时彩万能6码公式 乐翻二人麻将app下载